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。又逢春節，闊別故鄉，欣然返鄉。期間，或走親串友，或尋覓舊地，或聚會暢聊，或并無目的開車漫游。

      近鄉情怯，心情難免激動且忐忑。長居異鄉，投入故鄉懷抱，既有記憶中的親切，亦有物是人非滄海桑田的陌生，少不得要站在異鄉游子的視角，重新打量并審視故鄉。

      是故鄉變了？還是游子變了？
      這是一個問題。

01土地

      土地，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。“生我者父母，養我者土地”。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農民，面朝黃土背朝天，幾千年如一日，肩挑日月，像一頭老黃牛，長年累月耕耘大地。就連死了，也要講究個“入土為安”。
      土地，在中國農民心中，一直是神圣、親切、不可割舍的。土地，曾給予中國農民安穩踏實之感，這往往代表著生存的必要條件——一家人的衣食住行，都得自這片厚實沉默的大地產出。土地是厚道的，人可以虧人，但土地絕不虧人。
      但這次回到故鄉，我發現，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農人，幾千年來形成的血與水般無法割舍的牽連，正變得越來越淡薄。
      我的故鄉，是湘北門戶、幕阜山余脈的一個小山村，地形上屬江南丘陵，群山縱橫，草木蔥蘢，山間雜有旱地、水田，清一色一坡坡的，故稱“梯田”“梯地”。
      自讀大學起，我離開故鄉已逾二十年。源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的故鄉生活體驗，那時的土地，是很金貴值錢的，完全當得起“命根子”之稱謂。
      自分產到戶后，各家各戶的山、田、地、園，無不涇渭分明，連綿的青山，邊線上的一棵樹，屬于誰家，都一清二楚。偶有人砍樹伐木越了界，很可能會引起一場爭鬧甚至斗毆，最后要村干部到場和事。
      我爺爺對于田地的愛護，尤其悉心，一天到晚都撲在田地身上，精耕細作，用心打理，挑糞燒灰，斫墈砌塍，絕對比陪伴家人的時光多得多。
      九十年代，村里一位經濟頭腦活躍的伯父，開采長石礦，要修一條很長的公路到礦洞，沿路占山占田占地，得一家家好言細語談判，予以足夠的金錢補償。有戶主并不要賠款，而是要求置換更肥沃、位置更好的田地。
      因為在他們認知中，錢只是一時的，土地才長久。那時的土地，堪稱“真金白銀”。
      時間，延展到新世紀二十年代。
      在南下打工、外出釀酒、經濟高速發展以及轟隆隆的城鎮化浪潮裹挾之下，這個小村，如今已鮮有人居住。以前回鄉，還有幾位留守老人，隨著他們的逝去，村子徹底凋零，山莊歸于寂靜，風雨剝蝕的危房，在退基還林補貼政策的催動下，一個晌午全部推平，現在長滿了碗口粗的竹子。
      這個曾經養育近200人的村莊，田地已全部荒蕪，那些曾經因為耕作被農人踩得光禿閃亮的小路，已長滿了數人高的雜木。至于山中，隨便的雜木，都碗口粗了，人根本進不去。
      大姑媽家的表哥告訴我，現在十里八鄉大山里，野豬可以橫著跑，落大雨時，野豬會跑到鎮子附近，尋覓食物。
      我疑惑問，現在這么多野豬？因為在我印象中，以前的山，因為要砍柴、燒窯、閉炭，到處斫得干干凈凈，別說野豬，兔子都幾無藏身之地。
      表哥說沒錯呢，隨手指著一片村子邊的山坡，你看這一坡雜木，都有茶杯口粗，能燒出一百多斤好木炭呢。以前可不是這樣，能閉炭的雜木，得跋涉到大山深處才有的。
      村子沒人住了，田地沒人種了，山沒人管了。以前農人們爭得頭破血流、視為祖業誓要代代繼承的土地，突然之間，變得可有可無了？
     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，是什么？又是什么造成這片土地上維系了幾千年的土地與農人的關系斷裂？
      我想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隨著城鎮化浪潮和經濟現代化發展，故鄉村子的土地貶值了。
      當這種貶值在農人心中漸漸“趨零”，土地勢必變得可有可無，也就不奇怪那些曾經喧囂的大山，一年年拔節生長快要成為“原始森林”了。
      當然，故鄉村子土地的貶值，只是中國大地的一種局部現象。土地的不值錢，對整個高速發展的中國而言，顯然并非絕對，雖然這于故土是她的全部。
      土地的價值，在改革開放以來，基本是以城市為“圓心”、一定距離為半徑稀釋的，距離“圓心”越近，土地越值錢，反之亦然。
      在我打工的南方城市，那里的土地，就堪比黃金，不少農民靠著征地拆遷，一夜暴富甚至實現財富自由，整個城市靠著賣地，一年財政收入能超千億。哪怕是故鄉，那些市區邊、縣城邊、鎮子邊，土地價格也翻了幾倍。
      但對這個丘陵地帶的山村而言，離著鎮子都有好幾十里路遠，交通不便，田地無法集中連片，土地的沉淪與落寞，也就可想而知。從自然界角度，這實際上也是土地的一種“優勝劣汰”。
      另一種土地貶值，則是相對的。
     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，農人們走出大山，靠著進廠打工、在建筑工地出力、做釀酒等小本生意，能賺到數倍于耕耘土地的回報。這時，如果還繼續從事農業耕種，就劃不來，付出無法賺取等額的回報。那些遷居到城里的農人，不再從事農業，靠著打工賺錢養家，過著買米買菜吃的生活。
      而且，隨著現代化技術和工藝的提升，那些平原地帶的田地更值錢了、糧食產出更高了，而故鄉的那些逼窄的“梯田”“梯地”“深山”，無法適應機械化種植，再算上人工、種子、化肥等成本，“種米吃”要貴過“買米吃”，土地貶值并被歷史淘汰就成為一種必然了。
      舉幾個例子。我舅舅前些年在老家山上種植了幾十畝杉樹——一種當地曾很值錢的木材，現在最細的都長到碗口粗了。但沒人要。這種木材以前主要用于蓋房子做房梁，或者做木質家具。現在建筑或家具，已經很少用到這種木材了。十幾二十年前，這種杉樹，最高能賣到50元一棵，現在只有20元。這還不算貨幣貶值。
      而要是再算上人工，那就更不劃算了，因為老家現在請人，至少200元一天，一天一個人能砍伐幾棵樹？還要削枝葉后運出去賣，一盤算，這是一筆虧本生意。
      還有就是圍著村口一大片的竹林，全是碗口粗的翠竹，也沒人要了。我記得小時候，有商人前來收購，一塊五一根，村人還舍不得賣。現在蓋房子也不用竹架了，造紙也有更好的材料，砍伐竹子同樣需要昂貴的人工，那片竹林也就只能自生自滅了。
      故土的貶值，很難評判是好是壞。因為土地的貶值，故鄉小村的人們，被逼著遷徙出大山，率先完成了徹底的城鎮化。
      從上世紀南下打工浪潮始現端倪，到二十一世紀初鎮上的桃礦倒閉，村人們花三五千買一套工人留下的小套間，從而完成第一波城鎮化，再到最近二十年村人們靠著打工或者釀酒生意積累的家底，紛紛到鎮上縣城市區置業。這里的農人，與土地的糧食依賴和經濟牽連，已幾乎完全斷裂。
      如果現在問那些村民，土地還是他們的命根子嗎？他們會困惑地搖頭，或者開玩笑告訴你，老家的田地雖然不種了，但還是不能丟的，或許哪天世道變了，還得住回到村子。
      于是，故土，在這一代人心中，也就只剩下“鄉土情結”了。故鄉的原住民，也都上了年紀了，開著車子偶爾回村里看看，望著滿眼的斷壁殘垣，一陣唏噓感慨，然后又回到城市。執著于“入土為安”的他們，早早便在回村的公路邊，選一塊風水寶地建了“千年屋”（墳墓）。
      而再到下一代，那些出生長大在城市的孩子，故土，怕已只是字典中一個陌生的詞語罷了。
      我以為，這一輪城鎮化浪潮如歷史鐵流滾滾向前，“過去十年，我國城鎮化率提升14.21%，1億多人從農村流向城鎮”“未來幾十年中國至少還有3到4億的人口，要從農村轉為城市的常住人口”。
      如此大體量的農村人要轉為城市人，那些交通及自然資源稟賦相對落后的偏僻鄉村，淪為“原生態”“無人區”，自然不可避免。
      我甚至認為，這樣的“原生態”回歸，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“鄉村振興”——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，這些鄉村，已無必要再承擔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，而只需要擔負生態功能。
      在這一波瀾壯闊歷史進程中，不可避免要出現鄉愁、懷舊這樣的社會思潮，甚至不排除對立的情緒。我的一位初中語文老師發短信告訴我：
      “當遙遠山村褪去歷史舞臺，那些滿懷土地情結的鄉人以及曾被土地滋養過的鄉二代，不能不有著傷感的記憶與沉重的思考”
      “我們曾經是那么厭棄艱辛的農耕馬作，那么苦心經營想跳出農門，而一旦目的達到，山村土地的使命與價值亦隨之消減，乃至歸零。而人對于土地的情感，卻無法一時歸零，甚至歲月越深，思之愈深。所以說，山村土地命運的變遷，是文明的進步，亦是文明之殤。”
      從這個視角看，土地，自始至終，都在承載鄉村的一切命運，沉默不語，淡看滄海桑田。
      無疑，有了土地，才有村子，才有村民，才有了故土，以及那土地之上的生老病死酸甜苦辣。
      土地的變遷史，某種意義上，就是故鄉的發展史，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“村莊樣本”。

02教育

      我們常說，國之大事、教育為本，百年大計、教育當先。
      于故鄉的村人而言，對教育的重視，一點也不比城里人差。祖祖輩輩口口相傳的家訓，“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”“讀得書多當大丘，不耕不種自然收”“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”，無不透露著農人對讀書的深刻通透認知。
      對下一代的教育，也寄予了他們對生活改善的日子期盼，對遠方的由衷向往，甚至承載著光耀門楣、躍升階層的家族夢想。
      在我的農村生活記憶中，讀書人是備受尊崇的。
      到了臘月，家家戶戶“解年豬”，那一頓“殺豬菜飯”，多半要請上孩子老師。為讓老師更有時間精力教孩子，農人們會主動幫襯老師家的農活，因為老師也是“半師半農”“挽起褲腳下田，放下褲腳教書”，要種田的。
      誰家孩子會讀書，父母會臉上有光與有榮焉，誰家孩子考上大學，十里八鄉傳為佳話，少不得要在祖堂屋擺升學宴，寬裕的家還會“放電影”，一時名動桑梓。
      據我爺爺講述，民國時代，讀過書的人，同樣備受敬仰。因讀書人能寫狀子（相當于律師）、作對子、填請帖、擬合約，縱是農耕文明，也是少不得的。每逢紅白大事，要有“禮生”陪客，主家才倍有面子。“禮生”，也就是見過世面、能講四言八句的半耕半讀人。
      我的高祖父有八個兒子，八個兒子自小分類教習，成人后各有所長，如事農、習武、從文、經商、當兵等，惟有讀私塾，是八子必備的功課。解放后，全民教育識字，村里最好的房子，如祠堂、地主家祖屋，就被改作了學校。
      如今，正如山村的沒落一樣，鄉村學校，也不可避免經歷了從輝煌到寂寞、從人聲鼎沸到斷壁殘垣的歷程。有幾個抖音號，專門拍攝農村校園的荒廢場景，喧鬧恍如昨，如今唯見雜草叢生、青苔覆墻，瞬間就引起了無數共鳴。
      在那些歸于“原生態”的農村，不惟有“青青稻田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種田人”，亦有“教室黑板今猶在，不見當年讀書郎”。
      近二十年，每次回到故鄉，我都要觀察幼時學校的變化。而這次返鄉，我聽說位于鎮上的紅樓小學，竟也被打包賣掉了，給一個老板蓋房搞旅游賓館，心中唏噓不已。
      要知道，這所紅樓小學，本就是當年城鎮化浪潮之下，五所村小合并而成的一所完全小學，現在竟也辦不下去了，可見鄉村學校生源緊縮到了何種程度。
      說起來，作為一個八零后，我上小學換了三個地，且這并非我主動意愿。接下來，我講一講自己小學近四十年變遷史，諸君應可知道，這恰是城鎮化浪潮下鄉村學校沒落的一個縮影。
      大約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所居住的村小組，亦即自然村落——彭家嶺，竟也辦了一所學堂。這是源于大集體時代的產物，勞力都要上工，孩子就近集中接受教育。
      但這是一所非完全小學，只辦一至四年級，統共兩間平房作教室，一二年級、三四年級各一間，名“雙嶺學校”。除彭家嶺子弟，雙嶺片區附近幾個自然村落的小孩，均集中于此。
      頗稱奇的是，兩個年級同在一個教室，老師上節課教這個年級，下節課教那個年級，竟也毫無違和之感。
      那幾乎是彭家嶺最鼎盛的時光。不但近200村人起居作息、煙火氣濃郁，村前學堂還有30多個孩子，時不時響起朗朗書聲，亦或者合唱歌聲，生機勃勃，別有一番生趣。
      到我上小學時，已是八十年代末。在這出門幾步路的“雙嶺學校”，頗遺憾地，我只就讀了一年。二年級時，“雙嶺學校”就被撤銷，合并到五里遠的村部完全小學——“曉峰學校”。
      彼時，打工潮漸起，但孩子們都還留守在故鄉，曉峰學校學生多達120人。課間休息或中午，村部茶山、田野、水塘邊，漫山遍野是孩子們玩耍嬉鬧的身影，稚嫩的童聲響徹山間，生機勃勃，好不熱鬧。
      似乎注定般，我將經歷村小盛極而衰的命運。在“曉峰學校”讀到五年級，也就是1996年，又出現變數。
      這時，忽地刮起一陣村小合并風。接到通知，鎮西片區五所村小的五、六年級，須全部集中到“紅樓學校”——一所剛組建的離村子十幾里遠的鎮小學。
      于是，我們這一屆六年級學生，背著木箱子、棉絮、大米以及裝滿蘿卜干、霉豆腐的咸菜罐，在紅樓學校寄宿了一年，也幾乎參與了這所學校的全部籌建。
      比如，在老師組織下，幫茶廠采茶、春節玩龍討喜錢，賺取學校建設經費。而我在讀時，這所紅樓學校，算得上開局即鼎盛，光是六年級就設兩個班近100人。
      再后來，又到鎮上讀初中，那是一所正規中專遷走留下的校舍，無償捐給了這片鄉土。就初中而言，這所學校規模之大、設施之齊全、環境之優美，全市無出其右。
      那亦是這所初中最高光的時刻。三個年級，每年級設六個班，每個班50人左右，整所學校近1000人。操場梧桐樹下的黃土，被來來往往的學生踩得瓷實發亮。
      而后，很快進入新世紀，時代大潮席卷，村小、紅樓學校、鎮初中，亦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      曉峰學校生源不斷減少，大概在2010年左右便徹底關停了，校舍亦賣給了私人，現在已經拆掉改建為一座祠堂。
      紅樓學校，一直堅持辦到前幾年，最終亦沒逃過宿命。
      鎮初中的學生亦越來越少，據說如今不到200人，校園面積被一再壓縮，騰出的土地，大多賣給私人作地基蓋房子。
      我一直覺得這像一種宿命，讓我親身經歷了村小和初中最輝煌的歲月，并于這些年以旁觀者的身份，見證了她們的衰退沒落。就像看到一個熟悉的人，由青春壯年直至老去死亡。
      日月輪轉，世事滄桑，人世間興衰更替，多也不過如此吧。
      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與土地貶值進而沒落不同，鄉村學校的沒落，恰恰是由于教育的升值。
      農人切換身份，變成了城里人，生源流失到了城市。
      哪怕依舊還在鎮上的農人，在時代經濟大潮中，更加體悟了知識的力量，無不想方設法將子女送往城里更好的學校。就連鄉村教師，也是各顯神通，找路子調到城里。
      我的一位初中老師，一邊搖頭嘆氣告訴我，當下農村學校的現狀是：校舍越來越漂亮，學生越來越少，老師越來越想跑。
      與鄉村學校的沒落相反，城里的學校，特別是一線名牌學校，規模和質量有了進一步提升，而且越往上一層級的城市，學校優勢越強，一個學位千金難求，找關系、搖號、交贊助費等手段窮盡，也不一定管用，可謂“強者愈強，弱者愈弱”。
      這種教育的升值，客觀導致了優質教育資源的長期單向流動。
      一邊是千軍萬馬，另一邊則人氣寥寥。網上多有報道，有的鄉村學校，竟出現了師生“倒掛”——老師比學生還多，戲稱“麻雀學校”。
      這次回鄉，一位高中同學告訴我，如今縣中的學子很難考上清華北大了，倒不是因為學生差了，而是好的苗子早被挖到市或省城名牌學校去了。
      對于鄉村學校而言，生源的流失，不僅是數量，更是質量。
      我查詢過相關數據，教育部資料顯示，從1976年到2016年的四十年間，共有91.6萬所小學在中國消失。“撤點并校”實施20年，消失328672所小學，平均一天消失45所小學。農村教育發展報告顯示，2016-2017年，農村學校減少8000所，學生每年流失超140萬。
      與此同時，教育的升值觀念，也傳導到了依然在苦苦堅守的農村學校。
      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一樣，不可避免出現了“精英化”“貴族化”趨向。這一趨向，可用物競天擇的大自然規律去理解。
      現在農村家庭，大多只有一兩個孩子，在教育投入上毫不吝嗇，可謂傾一家之力。
      僅讀初中高中而言，我的好幾個表哥表姐，都曾在學校附近租房子陪讀。這在我們上學時代，是不敢想象的。那時，我們那代人一個星期生活費還不到10元，更別奢望父母長輩租房陪讀了。
      時代一直在變。
      那么多農人進城，注定無數鄉村學校要化作歷史塵埃。
      我倒覺得，城鎮化浪潮之下，教育的升值對農民是一件好事，不然這一波現代化，農村子弟可能將嚴重掉隊。
      這次回鄉，我也很少再聽到“讀書無用論”，哪怕家長真的覺得讀書沒啥用，也會想著送小孩在學校多成長幾年，別那么早出社會受苦。
      與農民跑步“進城”相比，我更期待教育“進城”。
      農民進城，不一定有城里人的穩定職業和固定收入，但教育進城，農二代、三代們的起跑線差距，才有可能越縮越短。另一個殘酷的事實是，即便教育進了城，在城市最優質的教育的爭奪中，農村子弟依然處于弱勢。
      所以，教育資源的均等化，必須充分考慮進城農民的下一代教育。
      亦或者說，只有有效實現“教育進城”，這一代人無法真正融入的城市，下一代或許可以。也惟有當那些農村子弟徹底融入城市，才算真正完成了城鎮化！
      城鎮化浪潮之下，農民進城，希望還在教育，還在下一代。

03人情

      農村，是個特講究人情的地兒，是謂鄉風淳樸。
      時至今日，祖輩傳下來的人情古風，雖已日漸淡薄，但較之于城市格子樓里即若鄰居亦老死不相往來的世態比，仍算得上相對濃厚。
      在農村，一個人若不懂得人情世故，是很難被接納也很難刷出存在感的。俗話便說：“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”，吳官正有篇回憶文章說：“求人比登天難，人情比紙還薄”。
      在城里，人情世故當然也重要，不過是換了個馬甲，美其名曰“人際關系”。
      但農村的鄉土人情，和城市比有本質區別。
      農村人情，大多建立在血緣和鄉土之上，左鄰右舍、十里八鄉、七姑八姨，少不得發生這樣那樣的“人情”。在城市里，人情則多建立在同學、校友、同事、合作伙伴之間，跨越了“地理”“血緣”的概念。
      在我年幼時，村子里的人情味是很濃的，那是一種很“土”的人情味，令人溫暖而踏實。平素，相互包火、借米、借鍋碗瓢盆乃至借錢，這都是人情；農忙時節，或者哪家有蓋房子等大事，鄰里之間相互“幫工”（即免費提供勞動力），也都是人情；遇紅白喜事，合村人一起幫忙操辦，不僅是主家積累的人情變現，更是一個村莊對外的體面。
      至今，我仍然記得幫奶奶去鄰居家借火、借米，特別是借米，用米升量，大概借個1-2升。這種人情，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，受恩之人，也要“心中有數”。
      另一種“人情”，則不但可用金錢量化，更需將金額撰記于禮簿。
      主家有婚喪大事、小孩滿月宴、老人做壽、蓋了新房子、考上大學等，擺宴請客，來吃席的，按照親疏程度一律都要“寫禮簿”——即奉上禮金。
      我讀初中的時候，父親為了鍛煉我，曾讓我負責記過一次禮簿。開席之前，客人陸續來了，某人說“幫寫20元，名字某某”，父親則負責收錢，并裝研我則用鋼筆在鮮紅的禮簿上寫下“某某貳拾元，20元”，大小寫都要，防止涂改。最終，記禮簿成功的標志是“賬實相符”。而且據父親說，再早些年這種禮，都是用實物的，如“兩斤面”“一斤糖”。
      這種人情，是一種傳統古禮，亦符合農村的生存實際。主家有大事擺酒席，眾親朋好友聚集慶祝，奉上綿薄禮金，也算得上是一種幫襯、一種祝福，正如孔子言，“禮者，敬人也”。
      這種人情，有一點時下“眾籌”的味道。在北方，這種人情，叫“隨禮”“隨份子”“湊份子”，聽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例如某家小孩考上了大學，通過擺酒收禮，一般都能盈余一筆數目可觀的款子，這便成了孩子上學的學費，解了主家的燃眉之急。過幾年，那些當年奉寫禮金的客人，自然也會遇到大事擺酒，這回輪到某家前往做客、回奉禮金，此便是“禮尚往來、兩不虧欠”。
      這種人情，說白了，就是誰家有大事難事喜事，眾人一種幫襯，一起互幫互助，算得上一種過日子、辦大事的協作共同體。這種人情的初衷，是抱團取暖，純樸溫暖。
      但是，近二十年來，農村人情，迅速發生了異變，人情演繹成了“人情債”“人情負擔”，甚至令不少村人壓力山大、苦不堪言，真可謂人心不古。
      這種異變，大致朝三個方向發展：
      一是名目日漸繁多。
      以前祖宗規定的婚喪嫁娶等幾件堪請客擺酒的大事，被冠以“新風”的名義，無限擴大化。比如小孩12歲、男人36歲也擺酒，以前岳父母做壽或過世，女婿是做客的現在卻也擺酒，當兵入伍、考上公務員也擺酒，甚至聽說買了車或車庫，也擺酒，離譜到令人啼笑皆非。
      這導致酒席的場次此起彼伏，令人應接不暇。到了節假日，一個家庭甚至會在同一日要吃好幾家酒席，無奈只得兵分幾路，或早中晚趕場。
      二是禮金額度不斷攀升。
      從最早的幾塊錢十幾塊錢，增加到了如今的幾百幾千幾萬。生活不寬裕的家，人情幾乎成了一年中最大的支出，因為人情是面子，少不得的。
      通過和村人親友的聊天，我得知，現在散情最低都是200了。散情，就是關系一般的朋友、遠親，但去吃一次酒席，禮金低于200元，是不好意思吃席的。低于200拿不出手，還會被別人投以異樣的眼光。
      三是出現了大操大辦。
      出于好面子的心理，一些主家在婚喪大事擺酒時，會不惜成本，甚至有攀比的不良風氣。比如祝壽，如今主家一般都會請一支民間樂隊，親友前往吃席，除了隨奉禮金，還得“點歌”，點一支歌要200，又多了一筆支出。
      上述三種異變，不僅讓農村的人情味變味，而且還會造成一種惡性的“人情互害模式”——常常去吃酒席的人，也一定會設法創造擺酒席的機會，請回來，不然總寫禮“虧不起”呀！
      每年回家，經常能聽到的抱怨是，“我家今年得擺酒了，出去太多了，禮金都收不回來”，又或者是，“這次擺酒沒余錢，錢都送給酒店了，光圖了個熱鬧”。
      但礙于面子，所有人都默認或不得不順從這種人情規則。人是群居的動物，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，就得維護彼此的關系，誰也無法免俗。
      有村人甚至開玩笑和我說，這就叫“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”，大家你請我請時時請，最后打工賺的錢，都送到酒店去了。
      也許正是看到了這一困境，目前不少地方在號召移風易俗，狠剎人情歪風。有的地方，甚至將“濫擺酒席”“大操大辦”，作為群眾舉報事項可予以受理。
      貴州六盤水就公布舉報電話：“除婚喪嫁娶外，操辦搬家酒、滿月酒、升學酒、入伍酒、開門酒、生日酒、復婚酒等濫辦酒席行為均可舉報”。
      2024年1月，四川廣元一村民欲擺酒被親戚舉報，原因是“五年要辦四次酒，親友不堪重負”，最后被村委會罰了1000元“教育費”。
      該村支部書記告訴記者：“人情往來，擺酒村民不得搭禮嗎？一次如果收200塊，三次就要收600塊。當事人在4年內已自辦了婚宴、喪宴、生日宴，此次又辦了周年宴。反復辦酒才有人舉報的他，還是他親戚到村委會舉報的，說辦酒太多了他們都快吃不起了。”
     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，史無前例注意到了農民不堪重負的人情壓力，首次提出要“降低農村人情負擔”。這是對農村人情負擔的重拳出擊，從國家層面，試圖讓“禮”回歸情意和祝福的本義，而不是變相的“撈取利益”“互相榨取”。
      嗟乎。
      人情，一個曾經多么溫暖的字眼，一個曾經密切親友關系的字眼。到如今，卻似乎成為了不少農人們的負擔和壓力，成為了農人們憎惡和懼怕的對象，成為了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      這，恐怕也算故鄉的一囧吧！

04手機

      在一個親戚家，我看到一位80多歲的老奶奶，拿著手機在刷抖音短視頻，那聚精會神的認真勁頭，和偶爾哈哈大學的生動神情，一瞬間，讓我有點不知今夕何夕。
      是的，這十年來，智能手機在農村也已經全面普及了。我至今還清晰記得六年前手把手教父母用微信語音、視頻聊天的景象。現在，他們已用得無比純熟。
      但令人詫異的是，刷抖音、快手之類的短視頻，似乎我從來沒教過他們，我自己都幾乎不玩抖音的。但他們似乎很早就會了，似乎并不需要別人教，像學校上課一樣，刷抖音短視頻，現在也成了他們每天的必修課。
      在鄉友群或家人群，就可見一斑。長輩中總能發上很多短視頻，反詐的、養身的、煲雞湯的、人身安全的，儼然人間真理，發得不亦樂乎。
      我倒覺得，農村人普遍愛上刷短視頻，并非一定是壞事，除了對眼睛和頸椎的傷害外。比起過去只能靠著墻曬太陽、發悶呆，現在，鄉下老人的生活，無疑變得豐富多彩起來——雖然這種豐富多數停留在屏幕里面。
      對比城市人，農村人沒有豐富多彩的娛樂節目，沒有公園、電影院、商場、游樂場，刷視頻娛樂成為了一種消遣無聊時光的剛需。睡覺前刷，睡醒后第一時間刷，尤其是老人，聲音往往外放開到最大，刷得不亦樂乎。
      現在的農村，很多人聚在一起，不獨有以前的打牌喝酒現象，獨坐刷手機視頻的身影，也不在少數。
      智能手機，讓鄉下的人們，與村外的世界幾乎保持著同步同頻。無論是國際時事，還是社會新聞，抑或科技變革，他們通過那一方屏幕，知曉天下，真可謂“手握乾坤、掌中世界”。同時，手機還成為農人獲取知識、信息的實時渠道。
       這無疑豐富了他們的精神世界。但，手機對時間的占用，也不可避免擠占了人際交往的頻率，有的人于是變得更愿意獨處、不愿出門。我的一個喜歡打牌的親戚就好幾次埋怨：“現在大家都刷手機視頻，很容易上癮，打牌都難得找到腳了（意思是牌搭子，三缺一）。”
      也有一些農人，在政府引導或自學下，不但刷視頻，還拍視頻、發視頻。在抖音上，不少大號，就是專門拍鄉下日常生活的，粉絲不少，有的還實現了流量帶貨、變現。
      最有名的就是“張同學”“李子柒”。聽說在山東朱之文的故鄉，村民都會拍抖音視頻，爭先恐后拍朱之文，不給拍就生氣、罵人。就靠著拍朱之文的視頻流量，每個月也能賺錢千兒八百的生活費。
       有的農業縣，還別出心裁概括出了智能手機時代下鄉村振興的“新三農”：讓手機成為“新農具”、直播帶貨成為“新農活”、會玩手機會帶貨的農人成為“新農人”，形象生動，未來風撲面而來。
       總之，愿智能手機帶給農村的，不惟有豐富的精神世界，更有豐富的物質世界吧！

05汽車

      很多年前，我還在村小讀書的時候，語文老師告訴我們，未來的世界是“樓上樓下，電燈電話”，當時聽了，滿臉憧憬神往。
      有一回，村里的土石公路，開來了一輛解放牌大卡車，那時一種需要一根Z字形的鐵“搖把子”，插進車前頭的引擎蓋，使盡渾身解數快速搖動才能啟動的車。
      那個下午，全村的孩子們，像過年一樣，興奮地圍著這輛車，左看看，右摸摸，啟動時跟著后面吶喊奔跑，連汽油味都使勁吸著，仿佛是一道罕見的美味。
      那時，我們壓根沒想到，才短短三十年，電燈電話早已成了古董級，而小汽車，漸漸也不再是城里人的獨有標簽，在農村竟成了家家戶戶的標配。
      幾年前春節，我也開車回老家。快到鎮上，車堵得一塌糊涂，幾臺著急趕場的車，半邊輪胎都開到地里去了。有的甚至喊來十多個村人，合力將車抬過擁堵的路段，然后一溜煙奔走了。
      大年初一，我們村有去到祖墳給先人拜年的習俗。好家伙，那天上午的大曬谷坪，橫七豎八停滿了小車，根本沒法錯車，都是從市、縣或者鎮上居住趕回來的村人。
      小汽車的普及，也是最近這幾年的事情。這無疑得益于經濟的高速發展，農人收入增加的同時，汽車價格不斷下降，疊加汽車下鄉的普惠政策，以及農村公路基本都實現硬化的基礎設施保障。
      九十年代，一輛上海大眾的桑塔納要二十來萬，而那時一戶農人一年的收入還不到一萬。現在，只要愿意干活，家庭年收入大多數都有10來萬，而便宜的小車一臺才幾萬元。
      而且，這兩年還流行一種叫“老頭樂”的電動車，很多六七十歲的叔叔伯伯，都開上了，無需駕照，充電就能上路。
      有一陣，我爸也鬧著要買，我特意搜索了幾則“老頭樂”出車禍不安全的短視頻發給他，并且告訴他這種不需駕照的“老頭樂”，處在合法和非法的邊界線上，還是先等等再看，老爺子這才打消了念頭。
      當然，小汽車的普及，與農村婚戀市場也不無關系。現在結婚，“一動一不動”也是標配，“一動”，就是至小汽車。不買小汽車，在農村婚戀市場的競爭力就差好遠。
      而有了小汽車，不管什么牌子、不管價格多少，那都是妥妥的面子十足。哪怕家庭并不富裕，砸鍋賣鐵也得弄一輛小汽車，停在家門口，出行也是一家子坐進去揚眉吐氣，那才叫夠氣派、有面子。
      幾年前，我的一位表哥表示不愿回家過年，原因是左鄰右舍都買了小汽車，他卻沒有，覺得沒面子。去年，他咬咬牙也花了六萬買了一輛，臘月二十就早早開回了家，很有點衣錦還鄉的滿足。
      而且，像很多年前將手機、BB機綁在皮帶上一樣，時下的農村，大家的皮帶上都吊著一把車鑰匙，似乎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有小汽車，自信滿滿。
      這是一種獨屬于鄉村農人的自豪和浪漫，也散發著原始鄉村社會農人特愛面子的特質。
      但不管怎么樣，小汽車，實實在在方便了農村的生活，鄉村的距離被迅速拉短，和城市也不再遙不可及。
      我的初中同學群，有啥聚會或者活動，一個群發信息，市區的、縣城的、鎮上的、鄉村的，一個小時內，幾乎都能聚到一起。這就是小汽車帶來的便利。
      也正是因為這樣，有些常年居住在城里的人，開始在老家蓋新房子，計劃著老了回來住，反正有車，路也修好了，一樣方便。城市，不再是羨慕的唯一方向。
      在發達國家，很多人都是在城市工作，下班后駕車回鄉村家里生活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因此一些名氣很大的一線城市，人口卻少得可憐。說不定哪一天，隨著產業均衡和鄉村振興，我們也能過上這樣的生活，不再需要離鄉別井。
      小汽車，便利著農村人生活的同時，正在悄然改變著城鄉格局，也在重塑著農村人的心態。